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程林一家是贫困户，老伴儿生病多年，一直无钱医治。原本指望用政府下发的扶贫款来解燃眉之急，可直到别的乡镇都发钱了，自己村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然而他却不知道，这笔“救急钱”迟迟未到的原因竟然是乡党委书记杨宇新从中作梗。

《专访证监会首席律师：证券集体诉讼进展如何?》其次是回应机制。回应机制包括是否属于性侵的评估、专业的服务环境等。其中牵扯证据的采集，那就需要专业的服务人员先进行初筛，初步判定后选择正式的取证或问询人员，一次性问询，避免二次伤害。再次，是后续的伤害康复制度，也有专业人员、资金保障。